然而，五四的反孔又确实很了不起。
[67]王艮：《王心斋全集》，第28页。前者指既有的现代化历史，它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所以是应当反思、甚至批判的。
明代的罗钦顺、王廷相、黄绾、颜均、韩乐吾、夏叟、杨慎、吴廷翰、王畿、王襞、高拱、罗汝芳、何心隐、邓以赞、李贽、许孚远、吕坤、唐鹤徵、唐伯元、杨东明、顾宪成、邹元标、高攀龙、徐光启、李之藻、刘宗周等人。[72] 梁启超在其创办的《新民丛报》创刊号指出：本报取《大学》新民之意，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笔者曾经谈到阳明心学： 王阳明本人的思想也是需要重新认识的。回到刚才对康德的追问：为什么这是一个批判的时代？再进一步追问：如果说自由根本上意味着个人自由，那么，为什么这个时代会出现批判的前提，即个体自由的观念？答案就是：这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方式决定了这是一个个体的时代、个人的时代。并在脚注中说，这里将‘教化翻译为‘enlightenment（照亮、启蒙），意在敞显儒家教化的某种更其本源的意义。
胡适谈到：有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29]转引自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62页。所以，极权主义还有以下两个明显的特征： 现代极权主义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以人民的名义来利用民粹情绪。
而现代性本质却是一元的，即是普遍的，这里只能诉诸普遍主义。[63]王艮：《王心斋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1-72页。[47]李泽厚这个判断的唯一错误，是把个人主义看作西方的，殊不知早在西学东渐以前，儒家的个体主义观念已经产生（详后）。为此，需要重新斟酌迄今为止的启蒙反思的理论与实践，认真总结儒家自身的启蒙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从而明确当今时代儒家启蒙的基本任务：顺应现代性的生活方式，确立个体性的主体观念，开出现代文明的价值体系。
所以，作为后现代主义者的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反思启蒙的同时，并不是抛弃启蒙承诺，而是寻求一种新的、更彻底的启蒙，即更彻底的个体精神，亦即不再是以寻求具有普遍价值的形式结构为目的的实践展开，而是深入某些事件的历史考察，这些事件曾经引导我们建构自身，并把自身作为我们所为、所思及所言的主体来加以认识。因此，其明哲保身说，其实是个体生命至上观念的一种表现。
殊不知，不仅已有标准版的现代儒学，而且前现代的儒学当中也有一些具有现代性的倾向。汉语启蒙或发蒙所具有的启发受蒙蔽者的普遍涵义，在中国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性社会的转型之中获得了一种特定的时代涵义，这就体现为我们用汉语的启蒙去翻译西语的enlightenment，即个体的人的解放的涵义。第二次社会大转型之后的现代社会。此所谓魅（enchantment）涉及韦伯所说的权力合法性的三种类型当中的前两种：（1）传统权威（Traditional Authority）（基于某种传统惯例的权力认同），韦伯对此其实并不看好。
儒家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偕行的，所以才会有王权时代的列国儒学，有皇权时代的帝国儒学，有走向民权时代的现代新儒学。社会主体的转变乃是社会生活方式转变的结果： 生活方式的演进乃是一切历史及观念史的本源。[8]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34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启蒙者也是主体。
3.现代新儒家的启蒙 20世纪的现代新儒家的启蒙与现代性的性质，那是更无疑义的，这里无须赘述。[32] 这里的人民（people）：大众（mass）是先发国家的状况，臣民（subject）是后发国家的状况。
（二）儒家启蒙的时代意义 关于汉语的启蒙，笔者曾经在讨论儒教概念时指出：对于‘儒教一词的实际所指，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解：一是指‘儒家的宗教（Confucian Religion）。后觉者的启蒙，其实也是一种自得。
二、启蒙的普遍意义 本文的宗旨是通过对反思启蒙的反思，提出儒家的启蒙主义。[71]蒋孝军：《群与独：个体性问题——康有为政治儒学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页。见《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9页。[56] 这种早期启蒙说是有道理的，也是有充分的历史资料支持的。[82][82]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见贺麟《文化与人生》，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2编第43册，第1页。因此，可以明确一点：启蒙与现代性密切相关，所以所谓反思启蒙与反思现代性密切相关。
我曾说过，民粹主义（populism）其实并非什么主义，而是一种社会情绪，因而可以与任何主义结合，包括与极权主义结合。（3）社会主体及其情感对象的转换导致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的转换，于是乎有历史形态的转换，如王权社会、皇权社会、民权社会等。
[12] 在康德看来，启蒙意味着人类摆脱自己所造成的不成熟状态。在这个问题上，康德关于启蒙的普遍主义立场必须坚持。
明代的陈献章、湛若水等人。[15] 所以，福柯批评康德：我丝毫无意把它（指康德《什么是启蒙运动》——引者注）视为对‘启蒙的恰当的描述。
然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现代性确实蔓延到了世界大部分地区，但却没有产生一个单一的文明，或一种制度模式，而是产生了几种现代文明的发展，或至少多种文明模式，也就是产生了多种社会或文明的发展，它们具有共同的特征，但依然倾向于产生尽管同源、但迥异的意识形态动态和制度动态。3.启蒙的积极主体：儒家 这里所说的作为启蒙的积极主体的儒家，不是说的历史上的所有儒家。我思故我在王太庆翻译为我想，所以我是。……人是制礼作乐——建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弘道）的主体，而非相反。
[36]王女是指的女萝，又名唐蒙，常常依附缠绕生长于松树上，如《诗经·小雅·頍弁》说茑与女萝，施于松柏[37]，所以又名松萝。[10] 显然，康德意在揭示启蒙的普遍性。
去掉蒙蔽，带来光明，这正好与西语enlightenment（照亮、启蒙）的含义对应。一些儒家或多或少地、或明或暗地宣扬家族主义、宗族主义、男权主义、父权主义、君主主义、专制主义，主张中国人回到前现代的生活方式，并以此抗拒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科学等现代文明价值。
[52]参见黄玉顺：《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生活儒学问答》，见《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5-73页。现代化模式是多元的，这里可以诉诸特殊主义。
这里讨论的启蒙，与本文讨论的启蒙之间是这样一种关联：人们在启蒙之前固有一种旧的主体性——前现代的臣民人格，而在启蒙之后则获得一种新的主体性——现代性的公民人格。这就在本质上蕴涵着一种可能：个体之心的自我体验成为宇宙本体的终极根据，个体性成为普遍性的根基。利用刑人，用说（脱）桎梏。极权主义对启蒙与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本质上是对启蒙承诺——人的解放的背叛。
因此，启蒙所批判的对象总是中世纪的政权（制度方面）与教权（观念方面），例如西方的启蒙运动针对西方的专制王权和基督教权，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也针对中国的专制皇权和礼教[25]。他们认为：从晚明到‘五四，历时三百多年，中国的启蒙思潮经过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就其思想脉络的承启贯通而言，确可视为一个同质的文化历程。
除非平等是说的人人同等的自由。黑格尔曾经说：经过启蒙运动，自由变成了世界状态，与世界史结合起来，变成了世界史上的一个时代：这是具体的精神自由，具体的普遍性。
[68] 王艮的明哲保身、身是本，天下国家是末、吾身是个矩，天下国家是个方之说，可谓儒家个人主义的早期宣言。[36]许慎：《说文解字》，徐铉等校定，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
